马谡--诸葛亮决策失误的的替罪羊

 

　　诸葛亮南征时，马谡对南中形势分析得十分精当，他说的“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曹魏)，彼知官势(西蜀)内虚，其叛亦速。若殄(杀)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见《三国志·马谡传》注释《襄阳记》)由是观之，马谡虽存在言过其实的致命弱点，但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因此陈寿说其：“才气过人”。

 

　　马谡被刘备从荆州带到四川，仅当过绵竹、成都县令和越嶲太守，从未参与过军事，更没有领兵作战的实践。应该说，这是偏才，只具备宏观的战略知识，体察不到军事活动的细微之处，更没有亲临战事的心理锻炼。诸葛亮破格提拔马谡，不仅因为荆州籍，更因自己与马良的关系特殊，马谡自然是“小兄弟”。荆州籍高级将领经关羽荆州之败，刘备夷陵之败后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军中主要用事者，都是涿郡籍和益州籍，自己虽处于主帅地位，但是担心使用外籍将领甚不顺心，如魏延，为着“北伐”的进军路线，常发泄没有采纳个人意见的怨言。更重要的是，一旦要接受“十锡”登上皇帝宝座，由于这些人对刘备的感恩戴德，自然会充当障碍角色，军权又使这些人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马谡任前敌总指挥成功，自然会取代魏延、吴壹等人在军队的地位，成为自己的“铁哥们儿”。

 

　　由于宗派主义的用人标准，西蜀因人口稀少而缺乏人才的窘迫就更为突出，一次，诸葛亮接待曹魏使臣时，偶然问起了石韬和徐庶两人。当得知分别出任典农校尉和御史中丞时，感慨万千地说道:“魏国的人才真多呀！”（原文为“魏殊多士邪！”见《魏略》）

 

　　拔参军马谡委以重任，是诸葛亮培养“接班人”的一个举措。马谡具有着意培养的优越条件。其一，有一张甚为优秀的履历表，少时兄弟五人“并有才名”，年轻时追随刘备入川，投身较早，且担任过县令、郡守等职务。其二，自小熟读兵书，有“善论军计，才器过人”的长处；这是培养提高的坚实基础。其三，有年龄优势，马谡死时三十九岁，小于诸葛亮十岁。其四，更重要的是，马谡不仅属于荆州籍，且与自己有特殊的血缘延伸。四个条件集于一身，这在西蜀众多将领中不可多得，属绝无仅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忽视马谡言过其实的毛病，不顾刘备“不可大用”的叮咛，破格提拔着意培养就有深藏不宣的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培养是一个误区，而且已有诸多教训。历代王朝大都从少不更事的子孙中选拔皇储，并进行着意培养。结果却是，奋发者培养了无为者，节俭者培养了奢侈者，精明者培养了昏庸者，开国者培养了亡国者。当然了，他们出于私天下考虑，即令这一轮回反复地不可逆转地出现，也不愿将江山拱手让于他人。从这一点讲，这种培养虽然荒谬，却别无选择。只要承认家天下理论，“培养接班人”途径就是一座非走不可的独木桥。

 

　　在三国之前，尊亲合一的官吏遴选制度逐渐没落，从商汤选拔伊尹于奴隶开始，举荐逐渐成为官吏的主要来源。东汉末年，举荐制度虽然表现出致命弱点，但是由于三国纷争的特殊历史，它的回光却闪烁着耀眼光辉，无论曹魏、西蜀或东吴，其出类拔萃者，十之八九来源于举荐，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战乱时期的举荐，已经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竞争，这时的人才如囊中之锥，都属于脱颖而出，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严格遵循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领导人只是依其能力，提供给锻炼的机会，仅此而已，没有其他。而培养提拔类，就有了揠苗助长的嫌疑。彻底运用竞争机制者莫过于曹操，他对部下是这样，对身后接班人也是这样，是在实践中反复考验，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中间，曹操没有使用培养的方法。培养只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而压抑打击了一人之外其他所有人的积极性；只有竞争，才能使所有人的积极性得到保护与调动。培养带着领导者强烈的主观愿望，这种主观愿望的个人色彩极为强烈;竞争以客观做标准，十分公正。可惜诸葛亮走不出培养提拔的误区，并将皇储制度推而广之滥用于将领。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尊亲合一的翻版。倒退当然得付出代价，街亭之败在所难免。可惜西蜀人才未能柳树成荫，诸葛亮精心栽植的花苗，尚未曾待其开绽，已被栽花人一刀剪断了花蕾。

 

　　街亭失败，撤兵回到汉中时，诸葛亮心情应十分复杂。南征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战争，以训练有素的铁甲将士，讨伐南方少数民族的“叛变”，而孟获他们的军事思想、军事训练都十分幼稚，甚或没有常备军，而是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诸葛亮无惊险可言，无硬仗可打。萦绕胸怀的，只是如何巩固胜利成果，使西蜀后方长治久安。第一次“北伐”是他真正领兵的开端，他不是久经沙场的将帅，这是第一次统兵，又是第一次失败，对失败原本缺乏心理锤炼，况且他一生自视其高，认为自己是出将入相的全才，可以与管仲、乐毅相提并论，孰料刚出兵“北伐”就打嘴，这自然令他脸红。出师“北伐”前朝野都不赞同，只是他大权在握，所以能独断专行。如今失败了，在舆论面前十分难堪。违众提拔马谡原以为立足长远，是一招难得的妙棋，不承想却弄得面目全非，自然要产生用非其人的懊悔并由爱生恨。出师前诸葛亮踌躇满志，似乎有必胜的把握，故而在《出师表》中，信心百倍地表示：“不效，则治臣之罪”，这已近似于军令状。如今果然失败了，军令状要不要兑现？当然不能了，一方面是担当不起，另一方面是心有不甘，他要把“北伐”进行到底。在十分复杂的心理支配下，诸葛亮无奈中斩了马谡，并将处分扩大化，同时斩了马谡的部将张休、李盛，夺了将军黄袭的兵权，髡了陈寿父亲的头发加以羞辱;将军向朗因马谡逃跑时知情不报，李邀因请求赦免马谡均被免官。

 

　　处理完马谡一案，善后诸事已画上句号，诸葛亮又上表自责，指出“街亭违命之阙(失败)，箕谷不戒之失，咎皆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并提出“《春秋》责帅，臣职是当”的原则，请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见《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处理意见。

 

　　这时候，诸葛亮闭口不提“不效，则治臣之罪”的军令状，而是提出《春秋》责帅的原则。在这里，诸葛亮言行发生了尖锐矛盾，既然“责帅”，失败的全部责任，至少是主要责任就应由自己承担，马谡仅是次要者，又何以发生处分的主次颠倒?既然杀马谡，那么，失败的责任就不应“臣职是当”。显然，他推卸了任人失察的具体责任，担起了空泛的不负责任的“领导责任”。更何况，箕谷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赵云的疏于防范，从而导致大军被洪水袭掠，街亭失败是马谡认识的僵化。两相比较，后者更有宽宥的理由，但却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轻重再一次倒置了。这一次倒置则是徇情，因为赵云是旧臣宿将，功勋卓著，又是涿郡籍的代表人物之一，杀之会引起朝野震动，故而将军法搁置一边，仅作了行政处分，将镇东将军贬之为镇军将军。

 

　　后来，蒋琬同诸葛亮谈及马谡被杀时，举了春秋时期的例子说:楚成王杀了败将楚得臣，敌国晋文公的高兴程度可以想见(楚得臣是楚国不可多得的三军统帅)。进而引申道：“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流泪回答说:“孙武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邪？”(见《三国志·马谡传》注释《襄阳记》)此说受到后人的诸多赞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其一，诸葛亮抹杀了过失与罪行的界限。绝大多数情况下，犯罪都有主观故意性，它受个人利益的驱动；过失是认识不清，或者是一时糊涂。受利益驱动的犯罪行为，在遭受严厉打击前很难纠正，更会因侥幸逃脱而变本加厉，因之要绳之以法，要用强制手段促其变化，抑或剥夺其生命。认识偏差导致的过失，本人会在教训中自然醒悟；一时不能醒悟的，也容易接受别人的启发;留给一定的时间，更便于本人对教训的消化吸收，这就是失败往往成为成功之母的内在逻辑。历史上的成功者，几乎没有一帆风顺的，大都在连连失败中获得了最后成功，失败奠定了成功的基础。不允许失败，等于关闭了成功之门。马谡没有失败的主观意图，只是因为从不曾涉身战争，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事规律作了片面的、教条的理解;也许是过分看重了接班人地位，太想用出其不意的成绩对待难得的考核，从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诸葛亮既要使用将领，就要为被使用者承担责任，要允许部下犯错误，可惜他没有这样的胸怀。

 

　　其二，混淆了军法与刑法的区别。军法、刑法虽都是法律，但有很大的不同。刑法服务于社会治安，有较强的稳定性，政权不变，刑法就罕有变化。即令政权有更迭，刑法主要内容还有延续性和继承性。因为它是规范人们行为，避免伤害社会和他人权利的强制手段。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这类伤害就必然存在，因之要科之以律，因之有大致相仿的刑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类，就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刑法执行中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如山，任何苟且都是对犯罪的鼓励，都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军法则不同，它服务于战争，兵者无形，瞬息万变，再为繁杂的军法条文，都难以概括其间发生的变化内容，难以规范突如其来的应变行为。正因为诡谲多变，因之出师时，常赋予主帅极大的机动权，“假节钺”就是生杀予夺机动权的象征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和“天子三宣，阃外将军一令”是机动权的艺术化概括。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主帅常发出一系列临时命令补充军法的空白;也会根据时势废除某些不利于取得胜利的军法。如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等，几乎为所有军法所不容，但为了攻克城池，主帅常以放手掠取财帛妇女来鼓励三军将士的斗志。在军人的头脑中，命令更高于军法，相信命令、服从命令是军人的习惯思维。

 

　　既然三军主帅有临时立法废法的权力，既然军人有服从命令的习惯思维，那么，宽宥马谡，就不存在“何以讨贼”的疑虑。孙武演兵时杀掉吴王的两位宠妃，是因为她们蔑视主帅的权威，亵渎如山的军法，带有极强的主观故意性，同马谡根本不可比拟。古今中外历史上，不究败将责任的事例多不胜数，秦穆公不究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全军覆没身被俘虏的罪过，由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在之后的秦晋之战中，由三帅指挥取得了胜利，不仅洗刷了耻辱，而且成就了秦国的霸业。这是十分熟悉的千古美谈。

 

　　观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孙权(晚年昏聩暴虐，不足为训)、曹丕、司马懿父子，都没有轻率杀戮败将的案例。赤壁之战中，曹操军队溃不成军，这场失败，三军主帅有责任，但如果仔细追究，部属也很难脱开关系。然而没有处分一个部下，只是后来找了个机会，用痛哭郭嘉的方式对部下提出了委婉的批评:“郭奉孝(郭嘉字)在，不使孤至此。”(见《三国志·郭嘉传》)夷陵之战，西蜀五万大军全军覆没，刘备没有追究一个部下，即令对投降曹魏的将军黄权，当有司将其妻小家属抓捕下狱时，他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见《三国志·黄权传》)于是对其家属“待之如初”，其子黄崇后被封为尚书郎，绵竹之战中，黄崇为刘氏死难。于禁很典型，他本是曹魏宿将，协助曹仁守樊城时，因关羽“水淹七军”而丧地辱师，被擒后又失节投降。即令如此，曹操也没有罪其妻小。后来由孙权送回魏国，曹丕还封他为安远将军。所有这些，都同军法条文相背悖，都是主帅意志修改军法的结果。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饶恕一人可以结众将之心;二是对人才的存恤保护。

 

　　诸葛亮长期处于行伍之中，如此浅显的道理能不明白？说穿了，不过是掩盖自己用人失察的错误，将失败责任诿之于马谡罢了。至于奏章中的“明不知人，恤事多暗”，自然变成了一种，严于律己的姿态。这个目的达到了，后世都是这样看的。

 

　　街亭惨败后，逃亡中的马谡被搜捕回来，并且株连了一大批将领。以中国人的道德衡量，他不仅是导致“北伐”失败的直接责任人，还是一个不能担负责任的怕死之徒，更是一个出卖朋友的小人。在军人眼中，这种人最被蔑视。然而，马谡临刑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即是说，全军将士都为之哀悼惋惜。十万之众的态度是一架天平，天平准确地评判了是非曲直，只是因为严刑峻法和个人崇拜，全军不敢公开表示不满罢了。至于“诸葛亮亲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等姿态，除了作秀外，当然有缓解怨叹、稳定军心的成分。

 

　　后世谈及斩马谡一节，常常搬出马谡临刑前给诸葛亮的那封信，借以说明马谡的心悦诚服，更证明诸葛亮形象的高大光辉。不错，马谡确曾在那封信中说了：“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以上均见《三国志·马谡传》注释《襄阳记》）如果仔细阅读这封信就不难发现，马谡在临死之前玩了一个小聪明：本来年龄近于同辈人，却以父子相比拟，显然，这是肉麻的阿谀奉承。自知不免于一死，因之又退求其次，乞求诸葛亮以虞舜杀鲧而传位于夏禹为榜样，能重用他的儿子，为儿子谋一个似锦前程。在信之末尾，又以“无恨于黄壤”的雅量挞伐诸葛亮良心，从而使自己的可怜乞求多了层保障。“殛鲧”之说，除了歌颂诸葛亮之外，说明马谡至死都没有明白，他不过是呈上祭坛的牺牲品，是代诸葛亮承担失败责任的屈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