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等就业，该如何实现

如何看待该案的判决结果？当前造成就业性别歧视的原因有哪些？该如何解决？记者为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该案是第一起以判决方式认定的就业歧视案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对记者表示。而就在去年，“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曹菊（化名）状告巨人教育一案也曾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后该案以调解结案。

“相比调解，判决对公众更有教育意义，对雇主的行为有威慑和指引作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小楠说。

黄蓉在求职过程中所遭遇的性别歧视并非个例。据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一项调查显示，56.7%的被访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感到“女生机会更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在招聘公告上直接写明类似“仅限男性”的显性歧视外，隐性歧视更多，也更难以防范。很多用人单位在简历筛选、面试等环节就把女性自动“屏蔽”掉了。不仅如此，女性在工作过程中也往往会面临着工资、福利、晋升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充分表明了执政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高度重视促进性别平等。2011年和2013年，国务院还先后印发通知，提出要“及时纠正性别歧视和其他各类就业歧视”。

“可以说，反对就业性别歧视和促进机会平等的法律政策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马冬玲表示。

既然就业性别歧视在我国被明确禁止，为什么长期以来该现象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呢？

马冬玲认为，主要原因是相关法律政策的社会性别敏感和可操作性还有欠缺，例如对就业性别歧视缺乏明确定义、劳动监察执法缺乏配套规定、诉讼中缺乏相应的案由规定等，这些都削弱了法律适用和司法救济的效果，导致面对频繁发生在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违法行为，相关部门难有作为。此外，决策者和执行者内部也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政府监管存在一些争议，无法理直气壮地采取行动。

刘小楠认为，法院不愿意立案并做出有利于受害人判决也是一项重要原因。“有些法院考虑到此类事例太多，受理此类案件后，会导致案件激增，法院难以招架。”

“目前我国尚没有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太低，对其没有威慑作用。求职者除了金钱上的损失外，还有时间精力的损失，并且担心被用人单位列入‘黑名单’，觉得得不偿失。”刘明辉表示。

“上述两个案例出来后，大部分就业歧视现象会转移到地下，这样求职者应付起来将更加困难。”刘明辉不无忧虑。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需要多管齐下，但政府的责任将是最重要的。”马冬玲认为，无论是制定和完善法律政策框架、对用人单位的监管、与再生产活动相关的公共社会服务的投入还是营造平等的社会环境，都离不开政府。

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些国家已经出台反歧视基本法，建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反就业歧视局等专门机构来处理就业性别歧视纠纷。“希望我国出台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明确就业歧视的定义、标准、分类、排除条件、抗辩事由、处罚措施等，保障受侵害一方的权益。”刘小楠表示。

刘小楠介绍了一些国家预防和认定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方法。比如，一些国家要求招聘广告要详细具体，法院可以此作为审理依据。有的国家要求广告发布渠道必须是中性的，男女都容易获知，像以男性为主要读者的足球、汽车类杂志，就不适合发布招聘广告。另外，国外的应聘简历上很少有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等与求职无关的内容，如果招聘广告上要求填写，或者面试时考官问到了，都可能构成歧视。

用人单位歧视女性求职者的很大原因在于生育问题。很多女性大学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往往面临着结婚生子的问题，这将给用人单位带来很大的“负担”。而现行制度设计得不合理，则加重了企业的这一“负担”。

刘明辉举例，生育保险制度的初衷是分担用人单位生育成本的，而现行制度设计本身没有让政府兜底，如果生育保险基金不足，就要提高缴费率，增加企业成本。刘明辉建议，生育保险基金由政府兜底，加强覆盖面，让产前检查、产假工资等都可以顺利报销。“生育是有社会价值的，应该由全社会来承担。”刘明辉认为。

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词之一，其中也必然包含男女平等。马冬玲认为，倡导和推动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平等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在强资本、弱劳动的现状下，只有依靠政府这一“有形之手”对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加以节制，才能让劳动者的主体性得以彰显，避免出现工具手段僭越人这一最终目标的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