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资深北漂的苦诉：成为北京人的成本

 

　　孩子在去年年底的出生让熊彦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在北京拼斗了十几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北京户口。

 

　　“孩子长大以后，至少要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北京人，能在北京孩子的圈子里长大，见识也会比回老家宽一些。”熊彦说。

 

　　北京市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2年各区县主要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及在京居住6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达2069.3万人，其中1297.5万人有北京户口；暂住人口为784.2万人，比2011年减少41.6万人，单单是海淀和朝阳两区，没有户籍的暂住人口就已经减少了42万和30万。

 

　　在北京工作的上班族，为了回到在燕郊的住处，每天都会上演一场930公交大战。

 

　　年轻人正在离开繁荣的中心城区，或者搬到郊区的“睡城”中去，或者离开这让人煎熬的都市，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熊彦却反其道而行之。

 

　　通州的房子

 

　　“我现在也有些后悔，如果当初选择留在北汽福田，现在户口早就有了，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奔波了。”2000年，刚毕业的熊彦来到了北京，被北汽福田录用，工作是调度员，但实习期长达一年，工资只有800元。

 

　　“当时留在福田的哥们都已经拿到户口了，他们是国企，有人事指标，没办法，我这人是走一步看一步，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想这800块钱，根本不够我生活的。”熊彦回忆，在第二年的4月，他辞职了，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找了很多工作，干过医疗销售，也干过翻译，由于收入拮据，只好还在福田的宿舍里蹭着住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实在不行了，只能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到福田外面租了一间平房，只有7平方米左右，只够放一张床。”熊彦现在还是觉得，当年在北汽福田的日子跟在大学里没什么两样，也就是单位、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福田的地址在昌平的沙河镇，尽管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新楼盘，但仍有村房可以外租，不少年轻人选择这里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窝。

 

　　熊彦在沙河的平房住了一个月，那是他在京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他还没找到工作，而当时他也没有什么积蓄。

 

　　“没有办法，只能拼了命地去找工作了，当时也没想过回丹东去，灰溜溜地跑回去是很丢父母的脸的事情。”熊彦说。

 

　　一个月以后，熊彦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并且一直干到了现在。

 

　　由于赶上了入世后的经济大潮，此后熊彦的日子变得宽裕起来了，而且因为单位提供宿舍，也不用为住处发愁。

 

　　2005年，熊彦在通州买了一套两居的房子，100平米左右，终于有了自己的房产。当时八通线开通没有多久，通州的房地产开发也才刚刚起步，他总共才花了40万。

 

　　此后没多久，通州新城的概念开始提出来，2005 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北京曾将通州确定为 “中心城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而由于离国贸的CBD直线距离很近，并且有八通线直达，许多北京的白领选择了在通州居住。

 

　　到了2012年，通州新城已经有了200万人口，其中75%都是没有户籍的“北漂”人群。

 

　　2009年，熊彦又在通州的杨庄买下了一套复式的房子，200平米，均价只有7000元一平米。这是熊彦的婚房，买下第二套房子之后，他就结婚了。

 

　　在不少人看来，熊彦的这两套房子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但熊彦却感到了后悔：“如果当初我咬咬牙直接在城里买房就好了，也不用现在又折腾回去，通州的房价现在不到两万，从绝对数上我是赚了，但相对于城里动辄三四万的房价来说我是亏了，并且好点的学区都要七八万以上，更是高不可攀。”

 

　　一开始，通州的交通是熊彦回城居住的最大理由。

 

　　虽然已经开发多年，通州新城却远远没有达到当初的设想，人们在城里上班，在通州睡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睡城”。

 

　　八通线在开通后不久就成为北京最为拥堵的地铁线，挤惯了通州地铁的年轻人甚至戏谑地把自己叫做“八通族”，号称是“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

 

　　而从城区通往通州的京通快速、京沈高速等，也在上下班时间拥堵不堪。

 

　　熊彦的妻子在三里河工作，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一个事业，但每天都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途中。

 

　　无奈之下，熊彦决定回到城里去。

 

　　小孩的户口

 

　　真正促使熊彦决意回城的是妻子的怀孕。

 

　　“如果一直住在通州，等孩子上学的时候该怎么办？通州的教育资源明显不如城里。”熊彦说。

 

　　由于远在通州，在妻子怀孕生产的整整一年里，熊彦都忧心忡忡。

 

　　他们看中了北京妇产医院，因为这里离熊彦的单位比较近，他能在上班的时候顺便也把妻子带过去，但这家医院却告诉他已经没办法建档了。

 

　　后来熊彦的一位朋友告诉了他其中的“诀窍”，熊彦让朋友找了一个护士，给了她红包，才勉强在这家医院建上档。

 

　　但到了快生产的时候，熊彦又急了。

 

　　当时妻子已经有了生产的迹象，但医院说只要羊水没破，就不会给安排床位，医院的床位紧张，不可能让人在那等着生。熊彦担心，如果等到羊水破了才去医院，妻子很可能在漫长的路途中间就生了，这其中的风险太大了。于是他又托关系找人，最后还是钱说了算，医院不仅答应了给安排床位，而且是个2人间，熊彦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孩子的出生只是烦恼的开始。

 

　　虽然已经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也有自己的不错的房子，但夫妻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

 

　　熊彦的单位是私企，没有人事指标，不可能替他办入户，而妻子虽然在事业单位，但却一直没有编制，更谈不上户口的事情。

 

　　看着当初一起来京的几个哥们，熊彦只能是羡慕，他们在北汽福田稳了下来，虽然没有熊彦的大房子，却都有了北京的户口。

 

　　“我们都没有户口，自然就先不给孩子上户口了，等我们解决了再说。现在虽然说外地人的子女可以在北京高考了，但分数线还是不一样的，就算你在北京读了十几年书，也不会有这样的优势。”熊彦说，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所有优质的教育资源都需要孩子有本地的户口。

 

　　“我想让小孩到妻子机关的幼儿园去，但没有户口没有编制，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熊彦说。

 

　　但并非完全没有办法，熊彦找了几个中介，对方说可以找有人事指标的单位入户，开价在60万-80万左右。

 

　　“关键是他们要先付一半的钱，虽然为了户口我可以砸这个钱，但我不敢冒这个险，万一他们拿了钱又办不成事呢？”熊彦说。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把妻子的事业单位编制弄到手，但这又是一笔钱。

 

　　“而且拿到编制以后，解决户口又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我是着急这个事情，希望能在小孩3岁前把户口解决。”按照北京一般的学区安排规定，至少需要在当地购房或者居住3年以上才有学区入学资格，这就意味着熊彦必须在孩子3岁前把户口的问题解决，并且在城里买一套房。

 

　　但由于北京在执行限购政策，作为外地人的熊彦，只能有两套住房，这意味着他必须将其中一套房子出售。

 

　　熊彦最后还是把通州的两套房子都卖出去了。

 

　　新的蜗居

 

　　孩子出生以后，熊彦在朝阳公园附近买了一套房子，总共才40平米左右，但均价4万多。由于新居还不能住进去，他们便又在月坛租了一套房子，虽然也只有50多平米，但租金就得每月七八千。

 

　　这些房子跟以往相比，无疑都是十足的蜗居。

 

　　“我当然可以找更好的学区房，但现在北京较好的学区房都要七八万一平米，而且房子都特别老，是80年代建的，根本就不能住。”熊彦说，“40平米的房子，相比以前是憋屈多了，也不敢让别人来做客，但对我们两个在城里上班的来说也够了，也不用那么操心交通的问题，至于小孩我是打算让父母过来带，然后把省下来的钱在东边远郊买一套大的房子，让他们在那边养老。”

 

　　甚至在一些热点地区，如清华外的五道口，学区房挂牌价已经突破了10万一平方米。

 

　　如此高昂的居住成本显然是熊彦始料未及的，但他从未后悔来到北京，尽管家乡丹东环境特别优美，而且由于临近朝鲜，也不乏赚钱的机会。

 

　　“我的一个表哥就是在做中朝贸易，日子也还过得去。”熊彦说，“但我绝对不会回去，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风险太大了，除非认识朝鲜那边特别可靠的人，否则说不准哪天就血本无归。”

 

　　“小孩出生以后，很多想法就必须改变了，我们必须要替他着想。把他放回到老家里养大，当然会成本比较低，但他一来见不到父母，二来也错过了很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在北京，先不说师资的优势，单单就在这城市里成长，就能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东西，比如可以带他去看话剧、看表演，这些在老家是不可能有的。”熊彦更看重的一点是，孩子必须要有北京人的认同感，“实际上北京人都是从外地来的，特别是机关单位的，五湖四海都有，但他们的孩子都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长大，他的朋友圈子都是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