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

　　
       外地人究竟离开了北上广，还是在短暂的离开后又再度回来？同一天的两篇新闻报道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深圳晚报》7月15日报道，一年乃至更早以前，或主动或被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被迫返回北上广。而同日《南方日报》的报道则介绍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先单向输出的农民工已经出现显著的回流趋势，珠三角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面临“用工荒”；报道感慨，“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显而易见的是，主动告别北上广等沿海务工集中区域，回乡发展的，多是农民工群体，以及为到内地投资的跨国公司做配套的中小企业主。对于这两类人群而言，内地具有沿海地区所不具备的多项成本优势，发展空间较大，农民工离土不离乡或就近在本省、本地区就业还可以更好的照顾家庭。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他们一旦尝试内迁，很难短期内再撤出返回北上广。

　　对应显得跟家乡、二三线城市乃至县镇“水土不服”的，则是有过北（南）漂经历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当初选择逃离北上广，和返乡后二度离开，也同样是为了寻求更好乃至基本的生存发展机会，却没想到不同环境所给予他们的空间一次比一次小。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到来与离开，内地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并没有表达强烈的争取、挽留态度。

　　为什么大学毕业生群体会“水土不服”，会遭遇“拼爹游戏”的迷局并受挫，而农民工群体和企业主却顺风顺水？内地各地几乎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着力招商引资、不断上马工业新项目，后二者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价值作用主要体现在做大增量方面，并不触犯所属地方利益格局，反过来还可以强化前述模式的合理性、巩固既有利益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内地许多地方正在复制沿海珠三角、长三角过去几十年间的繁荣路径，显著有所不同的是，农民工、企业主、资本要比过去显得更为稀缺，因此地方当局必须采取善待甚至热情友好的欢迎态度。

　　大学毕业生群体在北上广的发展境况，却并不令人满意，这很大程度上与高等教育培育质量、现有的户籍制度、分配制度有关，才会出现大批高学历人群聚居大城市城中村过苦日子的局面。这也是这批年轻人选择无奈离开的原因。问题是，他（她）们的家乡、二三线城市和县镇并没有那么多对接高学历人才的岗位和机会。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依旧垄断着相关产业设计、金融与高层管理资源（才有大学生群体虽不得意却仍可以争取机会的原因），由内地完成生产加工，内地各地看似红火的招商引资和工业发展的真相就是这样。

　　这就意味着，大学毕业生群体回到家乡后，只能与一直留乡发展的同龄人竞争“存量机会”，如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或合同制机关、国企雇员，或垄断企业职员等。既然是对存量资源的竞争，“拼爹”、拼关系就不可避免。内地各地的招商引资越活跃、经济发展越快，就意味着这些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国企效益越好，“存量机会”的变现价值越大，竞争自然渐趋激烈。说白了，许多人当初选择念外省大学或毕业后到沿海发展，就是因为没有“拼爹”、拼关系的背景，时过境不迁，怎么玩得过别人？可以说，内地许多地方随着经济发展，“拼爹”、拼关系之风反而越来越盛，这反映出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滞后。

　　大学毕业生群体再度被排挤出家乡，复归北上广的“蚁族”生活，令人同情。但他（她）们绝不是这种局面的最大受害者——无法容纳并不断挤出毕业生群体的内地许多地方，由此也丧失了提升发展层次、摆脱过强外向型经济依赖的机会，是对饱受诟病的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世界工厂”模式的拙劣模仿。一旦发展红利享尽、高速增长周期结束，这些地方将很难像今天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那样，自主完成转型升级；与之同时，在这一阶段得以固化的既得利益框架，也会因面临发展困境、利益来源枯竭，而大幅提升向如今还备受青睐的农民工和企业主征收的税费，以维持公共成本。此外，如前述，当经济发展未能带动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内迁农民工与企业主的子女多年后必然要为“拼爹”、拼关系所困扰。如若演进到这样的局面，农民工和企业主也将步大学生的后尘，回归机会更加公平、更能尊重权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