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求职,我就想起往事:我是老三届知青,1977年年底返回津城后,从“知识青年”转为“待业青年”,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工作,那时没有就业机会,没有“求职”一说,个人命运都等待国家政策统筹安排,要想挣钱吃饭,只能在街道办事处登记报名,听候安排。
下过乡的知青都知道上山下乡很苦,但是,返城后没工作的滋味更苦--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呆在家里吃老子,浑身有劲没处使,憋在心里是嘛滋味?
当街道办事处第一次派我去拉土,我嘛也没想就去了。当时各处都在拆除地震时搭盖的临建棚,路边堆放的废土用“地排子”车拉到城乡接合部的废土场,拉一车土5毛钱,人多活儿少,每天要起早排队,领到一辆车一把锨,自己装车,砖头瓦片嘛都有,装满车后把车绳往肩上一套,两手握住车把,要走三四公里,到地方自己卸车,完活儿领一个牌子,用这个牌子回来领钱,这样往返七 八公里,一上午过去了,下午还能拉一车,一天赚一块钱。那时正是春末夏初,到处是废土,春天风大,尘土飞扬,脸上一出汗,就成了大花脸,再赶上顶风,就更苦了,拉车就像和一头牛较劲,绳套把肩膀勒出一道血印子,紧握车把的手掌磨出硬茧,到地方浑身的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更甭提夏日暴晒,若被大雨浇淋了,看见熟人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马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我拉着空车毫无遮掩地跋涉在泥泞中往回赶,沐浴在风仙雨神的恩惠中我不禁仰天长叹:天未降大任于斯人,何以苦我心志,劳我筋骨?在农村受苦,回来还受苦吗?想起陶潜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言:“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于是乎,我也归去来兮,不为这五毛钱而折腰了。
一位邻居见我在家赋闲,就介绍我到他们单位看大门:在一个铁路工程队临时搭的工棚,四周围上栅栏,里边盖了几间简易房,麻雀虽小,五脏齐全,有办公室、设计室、工人宿舍、传达室、仓库等,每天都有技术员、干部和工人等几十个工作人员上班,我负责在传达室看门,按铁路的作息时间干12小时,歇24小时。工作很轻松,每天早上烧壶开水,从早点部取回给大伙预定的馃子,中午给大家热热饭,其余时间就是坐在传达室看门,来了生人要问明身份和来意,以便通报,平时不许外人进入,宿舍里有私人财物,仓库里存有物资,需要防火防盗。
在这里工作我拿日工资,一天一块钱,每月一领,我干了五个月,和工作人员关系搞得很好,谁有点嘛事我都去帮忙。可是好景不长,一天工长通知我:接到上面文件,不许发放额外工资,也就是说,不能给我发工资,只好辞退我。
我又回到整日无所事事的待业状态,1978年知青陆续返城,许多人来找我提起工作的事,大家一筹莫展,看不到前途的人生是最可悲的,这种心理压力在每个待业青年的心里像块大石头压着。有人天天去街道办事处打听消息,一天终于打听到:天津重型机械厂需要一批烧锅炉的临时工,我们有二十多人报名去,其中有许多是和我在哈尔滨一起插队的同学,大家选我当了组长。
我们这些人分三班倒,每班七八个人。每天上班换上工作服抄起铁锨和独轮车就去拉煤,厂院有座堆成小山一样的煤堆,把煤运到大锅炉房,堆在炉前煤斗里,每个锅炉都有老师傅看管,根据水温和压力表上的指标加煤,两个卧式大锅炉,一个班要烧几十吨煤,每天在炉门前经受烈焰的炙烤,每次加煤都是一身汗,随即又被火烤干。好在我们都是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过的,干力气活不在话下。
在“天重”干了几个月后,有了顶替亲属上班的政策,我顶替伯父在一个国有企业正式参加了工作,从此结束了将近两年的待业求职历程。
回想起那段经历,与其说是“求职”,不如说是“求生”,下乡归来,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挣扎在生存的底线,听来有些心酸或说“不堪回首”,但我不这样认为,一位滑稽演员说过:人的一生成功了就是财富人生;不成功也是人生财富。我不是一个成功人士,这些人生经历就是我的人生财富,所以我说它是“可堪回首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