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史鉴：皇帝错了怎么办？

 

　　萧望之的学问和为人，在那个时代是出类拔萃的。他因为不愿在大将军霍光召见时被“安检”而影响了仕途，幸亏励精求治的汉宣帝看中了他，屡屡提拔，官至御史大夫。但萧望之不改书生脾性，在朝中惹恼了一批人，关键是皇帝也对他不满意。于是，有些揣测皇帝意图的朝臣就纷纷指责萧望之，列出一大堆罪名。不过，汉宣帝还是明白人，知道这种抨击背后的名堂，一方面免去萧望之的御史大夫之职，左迁为太子太傅，让他去辅导太子，另一方面在左迁时下达了“不要有过失，不要再辩解”（“帅意亡愆，靡有后言”）两句上谕，颇值得玩味。

 

　　萧望之给太子传授《论语》、《礼》等儒学经典达八年之久，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太傅。宣帝驾崩前，专门召见史高、萧望之、周堪三人受遗诏辅政，萧望之任前将军光禄勋之职，成为汉元帝的顾命大臣。很快，外戚史高与掌握实权的宦官中书令弘恭、石显结成帮派，同萧望之发生矛盾。萧望之主张政务用儒生不用宦官，弘恭和石显恨之入骨。于是，他们趁萧望之休假不在朝堂的机会，让人诬告萧望之，并在诬告信上拟出“请谒者召致廷尉”的处理意见。元帝刚刚即位，不懂“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以为不过是询问情况，就签发了文件。等到要召见大臣，才知道萧望之已经被关押在狱中，大惊，下令快放出来视事。石显一伙以维护皇帝尊严为由，对元帝说：皇上刚刚登基，师傅下狱，如果摆明是冤狱，岂不抹黑皇帝？建议走法律程序。于是，元帝被他们操纵，下令对萧望之赦罪免职。就这样，无罪变成了有罪。

 

　　过了数月，元帝以“尊师而重傅”的理由，重新任命萧望之为官，并打算用他当丞相。当时，萧望之的儿子正因为父亲的冤狱不服气，上书请求复查。石显一伙又给元帝进言道：萧望之仗着帝师身份，让儿子上书，这是“归非于上”，给皇帝找茬儿。不妨让萧望之受一点牢狱之苦，打打他的气焰，才能显示出皇上对他恩重如山。元帝心怀疑虑，说：“萧太傅素来刚直，怎么肯接受审讯？”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萧望之的罪名不过是言语小事，不会出问题。”元帝于是批准逮捕，萧望之果然饮鸩自杀。

 

　　萧望之一案，反映出管理决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最高领导人错了怎么办？汉元帝的教训，最起码可以给高管提供以下启示：首先，皇帝也出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圣人，任何人都有可能出错。西方所谓“国王无错”的谚语，在过去是以国王享有错误豁免权，在当今是以国王没有政务权为前提的。正因为皇帝出错影响巨大，所以，为了让皇帝少出错，古代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言谏、垂询、朝议、廷诤等校正方法，乃至封驳等制度。至于公司领导人，更不可能享有帝王的特权。任何公司的运行，不能建立在董事长不出错的假设上，这就需要尽可能构建一套能够充分表达不同意见的机制。皇帝不可能什么都懂，如果“召致廷尉”的批示，能够被有关部门封还或者驳正，就可以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汉代的制度漏洞是封驳权在丞相和御史大夫，执行机关就是封驳机关，唐代便修正了这一漏洞，把封驳权专门交给门下省，明清则是六科。平心而论，这种封驳，对于约束皇帝十分重要。

 

　　其次，万一皇帝出错，不能将错就错。汉元帝知错之后，石显等人以维护皇帝名声为由，让其将错就错。即所谓“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表面上这种将错就错的掩饰，可以保持皇帝的声望面子，实际上会在原来的错误上再加一层伤害，让原来的冤枉变成“铁案”.除非，这种“将错就错”不会伤害任何一个当事人利益，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例如小说中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就是如此，这种将错就错本质上是对原先错误的“负负得正”.除此之外，将错就错只会放大错误效应。

 

　　再次，严防累错。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错误积累。一旦以新的错误来掩饰旧的错误，就会产生链式反应的累积性破坏。防止累错的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是错要改在明处。如果汉元帝不是那么优柔寡断，而是发现了石显一伙的问题后自己及时纠错，就可切断错误累积链。由于汉元帝担心自己的名声，从而使石显他们可以得寸进尺。第一次令萧望之下狱是元帝无知，第二次就是元帝有意。而这种有意，正是不敢明确纠错累积出来的。高管需要明白，发现错误后试图暗中改正，多数会不动声色地走向错误累积。因此，敢于亮明错误，是一种难得的高管品德。

 

　　最后，还要设法杜塞错源。从一开始就不出错当然最好，皇帝不能保证自己不出错，但要尽可能努力使自己少出错。从领导人的角度讲，杜塞错源需要多渠道获取信息，多维度思考问题，多方面衡量得失，尤其要学会在经验中提升，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汉元帝本人缺乏经验而看不出犯错缘由，被石显一伙所利用，最终导致萧望之死于非命。如果是汉宣帝，就不可能发生这种错误。从宣帝左迁萧望之的处置中，可以看出他比元帝的高明之处。而元帝在上当后又重复上当，不能从经验中有效改进，验证了当年宣帝“乱我家者，太子也”的判断，这也许是古代帝制无法根治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