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力
财富数额继续上行，国民健康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似乎落入了“中等健康”的陷阱。“拿命换钱”的中国特色思维甚至暗示了某种可能性——GDP的高增长奇迹，是以国民健康一定程度的牺牲和折损作为对价。期望寿命延长的同时，慢性病及心理亚健康成为社会整体的困扰，企业家及员工的健康意识缺乏将导致巨大的隐形成本。健康力，作为一种长期被忽视的竞争力，无论对于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其作用都在日益彰显。要构筑健康国度，需要市场“无形之手”、政府“有形之手”以及理性个体的共同努力，以回归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于任何人而言，健康是1，财富、智慧、朋友是跟在后面的0，有了健康，才可能收获成百上千，否则，后面有多少个0都毫无意义。但时下中国人流行的生活方式却将健康和事业放在了对立面—“年轻时拿命换钱，年老后拿钱换命”。金钱至上，人心浮躁，高居不下的房价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再结合中国人勤劳拼命的传统，这句外国人眼中的玩笑话，恐怕勾勒的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真实的浓缩版人生。
经济奇迹的国民健康对价
从宏观视角来看，普罗大众“前半生拿命换钱”，或许意味着国民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本应有的正向互动关系走向了拐点。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赞誉之词不绝于耳，而如果用另一个关系国民幸福指数的重大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相对表现则逊色了许多。
来自世界银行汇编的数据显示，1990-2008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5.1岁，达到73.1岁；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尼，还是伊朗，在此期间的平均寿命都增加了更多，尽管它们的经济增速相比中国要慢得多。即使是同发达国家相比—如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它们原本就有较高的平均寿命—自2000年以来，其增速也都超过了中国。2010年，联合国开发署公布的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位列世界第89位。中国人的期望寿命为66年，比G20集团的主要发达成员国少10年。
一方面是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在中国以30余年时间追逐发达国家100余年工业化进程中，慢性病的发病率一路井喷，呈现凶猛之势，成为中国人健康的头号杀手，此外，心理亚健康更是早早形成了“云时代”，笼罩城市上空—中国的国民健康走势堪忧。
经济增长让几乎任何社会问题都更易于解决，但健康问题则不一定。中国也曾经历了受益于经济增长、生活条件改善、国民健康水平大幅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阶段，但上述数据则显示，经济增速仍然大踏步向前之时，国民健康的改善步子落后了。“拿命换钱”的中国特色思维甚至暗示了某种可能性—GDP的高增长奇迹，是以国民健康一定程度的牺牲和折损作为对价。
国民的健康水平直接影响一国人力资本的质量，亚健康人群的持续增长，无疑为中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前景埋下了阴影。
已有大量的学术及实证研究证明了国民健康之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如在Bhargave等人的研究中，基于多个国家间的固定样本数据（Panel Data），他们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成年人生存率（即年龄达到15岁的人能够存活到60岁的概率）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影响：成人生存率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将提升大约0.05%；而投资占GDP的比例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仅上升0.014%.东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的蒋萍等人则发现，作为人力资本的另一重要因子，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能代替健康水平提高单独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教育与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的，共同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由此看，一个健康的中国，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成长。
健康：集体无意识
要构建健康中国，在经济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企业家不可或缺。然而，在中国，被慢性病和心理亚健康折磨最深的，非企业家这一群体莫属了。大国崛起、经济活跃的路径浸透了他们的汗水，据媒体统计，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家，每天工作长达11个小时，睡眠仅6.5个小时，一周只休息1天，每周有21个小时花费在会议桌和谈判桌上，17个小时奔波于各种交际应酬，还有17小时花费在商务旅行上。
身处经济发展最急遽的国度，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业绩考核的短线行为，加上应酬、忙碌造成的不良生活饮食习惯，使得企业家的身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他们成功掌控了财富，却难以掌控自己的身体和人生。能如万科董事长王石一般，在健康与事业之间的平衡线上游刃有余者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健康则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时已悔之晚矣。
有一组惨痛的名单在网上流传着，很多老总们正值壮年就早早撒手人寰，留下未竟的事业和家中老少：2004年11月7日，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因劳累过度，患肠癌英年早逝，年仅38岁；2005年12月1日，身家数十亿元的山东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苗建中猝死家中，时年53岁；2006年1月21日，上海中发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因患急性脑血栓在上海浦东仁济医院去世，年仅37岁；2007年12月27日，百度前CFO王湛生在三亚游泳时卒去，年仅40岁；2011年7月2日，凤凰网前总编辑、百视通前COO吴征突发心梗，不幸逝世，年仅39岁，这份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名单还在不停的扩张中。
疾病的损耗之外，心理上的不健康也易卷走企业家疲倦的生命。心累了，或是走投无路之下，把自己交给永恒的死亡，生前种种一并带入黑暗与沉寂之中。2011年5月22日，刚刚上市仅两天的万昌科技前董事长高庆昌从23层高楼一跃而下；而此前一个月，身家数十亿的包头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在奥迪车内自焚身亡；2008年4月29日，资本圈内赫赫有名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同样坠楼身亡；2003年9月7日，拥有10亿元身家的前“河南首富”、河南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其位于河南长葛市的别墅内自缢。
在商战中纵横捭阖的他们本不应该如此脆弱。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自杀或非正常原因身亡。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市场创新的核心主体，企业家群体的高风险也暴露出无情的现实：健康状况欠佳正成为侵蚀中国企业家领导力的最大隐患。
一项针对中国企业家的调查也显示，生活无规律、工作负荷大和缺乏运动是其健康问题的三大诱因。而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不关心，则是思想源头上的罪魁祸首。在一项调查中，有97%的企业家身体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但是仍有高达75%的人认为很快乐。这其中逻辑让人倍觉吊诡。
企业老总不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员工的健康状况被漠视也在情理之中了。在频频见诸报端的“过劳死”案例中，许多外表光鲜却需要200%付出的行业，屡屡中招。如在被戏谑为“拿女人当男人，拿男人当牲口使”的金融、会计师等收入颇丰的行业，加班加点连轴转的工作时长，和一杯泡面慰人生的饮食结构，构成员工在任务密集期的人生常态。青春加速折旧，甚者更如花般凋落枝头，过往已有不少惨痛的案例冲击着我们的视野。普华永道25岁女硕士猝死的消息曾引起微博热议，而富士康的13跳，更是国人至今提及仍感哀恸的黑色记忆。
打造健康团队：消除企业隐形负资产
好的企业，既需要企业家的雄才伟略做指引，也需要企业员工的整体配合和有效执行。而在当下的中国，无论是对企业家，还是对员工的健康状况，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也往往忽略了其中的巨大隐形成本。
身体不健康的企业家，无疑是企业的一颗隐形炸弹。企业家的突然离世通常都会扰乱企业正常的发展节奏和扩张步伐，权力真空期后续的衔接问题也会引发公司治理层面的矛盾。如高庆昌突然身亡，万昌科技的董事长先是由其女婿担任，后又改由其儿媳担任，显见其匆匆离世之后，企业并未做好相应的权力传承准备，最高决策层的频繁更迭无疑既会影响员工士气，也会拖累企业发展。
员工健康状况同样令人忧心。卫生部对十城市上班族的调查显示，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员工已占48%，尤以经济发达地区为甚，其中北京达75.3%，上海73.49%，广东73.41%.尽管单个员工的可替代性较强，但漠视对员工健康的投入，规模效应也将可能使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损失。IBM的职业保健顾问陈彤曾经算过一笔账，仅以最普通的感冒为例，每次从得病到完全康复平均需要7天，其中至少有2-3天会影响工作，甚至严重到无法工作。以此推论，一位员工每年感冒5次，一家有2万名员工的公司，每年因为员工感冒所耽误的就是至少16万个工作日。
在关爱员工健康方面，跨国企业的视野无疑更为领先。如宝洁为其北京研发中心的每个员工配备了一种可佩带在身上的小型能量监测仪，员工通过该设备能知晓每天运动所消耗的能量，以帮助形成按时锻炼的习惯。成熟的员工健康管理项目不仅降低了员工平均病假天数，还增强了团队凝聚力，相比中国研发机构普遍超过10%的员工流失率，北京宝洁研发中心的优秀员工流失率如今只在3%左右。
宝洁的实践在跨国公司中并不鲜见。事实上，这些公司中已经流行一个新的公司治理理念—“胜任领导”（Fitto Lead），即“只有健康才能胜任领导”。这一理念的倡导者正是“有氧运动之父”库珀博士（Dr.Kenneth Cooper）。如今，已有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接受这一理念，并寻求通过运动处方提升企业活力与效益。
令人欣慰的是，国内也有不少企业逐渐认识到员工健康的重要性，开始为员工施行定期体检、在公司内部组织长期的运动项目等，一些走在前列的企业则将员工健康问题升至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
因“狼性文化”、“床垫文化”而出名的华为，曾因员工坠楼和精神失常的负面新闻饱受舆论攻击，为扭转这一局面，2008年，华为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首度推出首席员工健康与安全官，并由时任CFO的纪平担任，在国内企业中开了先河。在员工体检项目之外，华为着重对影响员工健康的加班制度和心理压力进行管理：一方面，员工加班每天不超过2小时、特殊情形延时加班不超过3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另一方面，截至2011年12月底，华为组织压力自检活动2200多场，有6万多人参加，在压力较大的部门如研发部门则全员推广。此外，华为还在企业管理顾问的协助下，开展一系列员工协助计划（EAP），EAP包括四项培训：1.心理危机信号的识别与帮助；2.快乐工作，提升心理资本；3.精力管理－高效投入工作生活；4.80、90后员工管理。
健康管理成朝阳产业
健康水平不仅关乎个人幸福与企业绩效，还关系国家发展大计。除传染性疾病对经济秩序的干扰外，慢性病、亚健康、老龄化以及精神压力等问题的隐性危害将越来越凸显出来。更严峻的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通常处于新旧公共卫生问题频繁涌现带来的挑战中。例如，环境污染日益侵蚀国民健康，工作、家庭等社会压力造成精神心理疾病的案例日见普遍，GDP增速、劳动者就业、自然生态之间的平衡艺术愈加难以掌控；疫情、新型病毒、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之弦需要时刻紧绷，而慢性疾病、职业病的预防控制以及食品安全的监督保障也不容懈怠；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医疗保障负担沉重，复杂的利益纠葛严重拖延体制改革的步伐；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而且，这种老龄化进程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形势下发生的。
面对日益恶化的国民整体健康水平，政府部门已着手采取行动，各国均在抓紧制定和实施“国家健康促进”行动规划，中国也不例外。2008年实施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全民健康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尽管国民健康问题已提上国家议程，但实施过程仍将面临诸多阻碍。政府部门所推进的改革措施多集中在医药卫生领域，且进程缓慢；国民尚未普遍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依旧顽固。不过，机遇往往与问题形影相随。健康水平恶化的现实，以及民众对健康重要性的认知度提升，正为民间蓬勃生长的健康管理和服务产业带来机遇。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在其着作《财富第五波》中，将健康产业称为继第四波网络革命后的明日之星，认为目前尚未普及的保健产业将为美国下一个10年创造兆亿美元的商机。实际上，美国每年在健康领域的花费已占其年GDP的15%，加拿大、日本约占10%，而拥有13亿人口、处于健康与财富交叉点的中国，目前只占5%-6%，其庞大的健康市场空间可想而知。由此也引来各路民营资本踏足其间，无论慈铭、美年大健康、爱康国宾等连锁体检机构的兴起，还是一兆韦德、中航健身会等康体企业的扩张，即是明证。
近年，伴随国民尤其是精英阶层健康意识的觉醒，健康管理的龙头企业更是动作频频。2012年3月，慈铭体检申请在中小板上市，拟发行4000万股，募资1.75亿元。而美年健康在2011年10月与大健康合并之后，2012年又相继收购北京绿生源体检中心、西安康成连锁体检中心、广东最大连锁体检机构瑞格尔。
与此同时，原本门槛不高的健身行业也在走向整合，行内企业纷纷通过并购展开全国布局。2008年起，浩沙健身在两年时间内相继并购了厦门都市风、福州矫健在线、成都舒华健身、北京浩泰健身等区域性龙头，并着手筹划资本化运作；2010年，一兆韦德收购百特健身，意在争羹这一朝阳产业。风投资本也已布局其中，如中航健身会获得来自松禾资本、东方富海等PE的投资；而新加坡淡马锡则同时在中国投资了上海威尔士及一兆韦德。
从长期、乐观的角度看，在市场“无形之手”、政府“有形之手”和理性个体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有望最终走出国民健康水平的成长陷阱，缔造一个健康国度，实现国民健康与经济发展的互促共进。
健康是一个过程
健康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过程，贯穿于生命始终。
—肯尼斯-库珀（Kenneth H.Cooper）
身为库珀有氧运动中心、库珀研究院创始人的库珀博士，是预防医学领域的先锋人物，他认为，预防医学远比“迟来的过分关心”更为重要。1968年，库珀博士将健美操的概念介绍给全世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健康革命，并因此被誉为“健美操之父”。
库珀非常看重健康数据的作用。从库珀研究院成立，他就开始建立保留丰富健康数据的数据库，希望他们的工作是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而不是追随流行。目前，该数据库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健康数据中心之一。
库珀主张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获得意念、身体、灵魂的协调、均衡、全面发展，发掘潜力，保持健康，他称之为GetCooperized.为了达到这一状态，库珀提供了8条健康贴士：维持健康的体重；多进食健康的食物；坚持锻炼；根据个人情况合理进补；戒烟；控制饮酒；学会管理压力；定期进行综合性的身体检查。这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正如库珀所言，“健康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过程，贯穿于生命的整个始终”。
另外，库珀还认为，公司在保持员工健康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的经验证明，推行公司健康项目不仅可以减少医疗支出，降低员工病假带来的影响，还可以提高工作业绩。因此，公司健康项目在美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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