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须负担医保主要部分

　　王则楚（广东省政府参事）刀客（广州某医院主任医师）余远环（媒体编辑）主持人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话题事由：“大家对医疗机构有误解，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老百姓老要自己掏钱（看病）所以觉得贵，但出不起不等于贵。”前日下午，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在分组讨论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医疗保障不到位看病才贵苏少鑫（以下简称“苏”）：曾副局长把看病贵归咎于国人的价值观作祟。这是否有点“顾左右而言他”？

　　王则楚（以下简称“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生命的尊重是高于一切的，只有把不顾人的生命价值而奢谈政绩的价值观才是作祟的怪论。“看病贵”不仅是因为没有共助互济体系，我们还保持着人因身份不同生命价值而不同的价值观。不去反思我们的制度安排是否尊重人的生命，反而去指责国人自己对生命不够尊重，不肯花大价钱去看病，这样的国家和政府能让老百姓尊重吗？

　　余远环（以下简称“余”）：曾副局长的看法有他的偏理或者叫做书呆理。公款吃喝有谁觉得700元一瓶的茅台酒贵、500元一条的中华烟贵？如果是他们自己出钱，他们不叫贵才怪呢？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在毫无社会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家庭破产，可能让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立刻沦为赤贫。这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是无法改变的宿命。你说看病贵不贵？

　　因为知道身体有病医治是一种必需，正如大米才升几毛钱、猪肉才升几块钱就叫贵一样，这是生活的必需品，难道老百姓不知道茅台酒贵，中华烟贵？烟酒贵我可以不喝不抽，所以它贵不贵我不关心，有病是必须医治，所以贵与不贵，是看承受能力，与尊不尊重生命没有关系。

　　刀客（以下简称“刀”）：曾副局长的看法只是讲到一个方面。“看病贵”这个概念的来由，是没有大病保障的家庭在患大病后的艰辛处境经媒体披露渲染后引起的一种共鸣。

　　其实，如果单就医疗费用价格与人均工资收入来比较，我国只是其他国家的几分之一，看病其实一点都不贵。“看病贵”里面主要原因是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没有到位，反映出我国的医改完全是失败的。政府的责任是应该尽快强制推广医保或合作医疗模式，来解决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不能让他们21世纪还全部自费看病。就算美国的中产阶级，如果自费医大病，也会破产的。

　　鄙视那些看得起病起哄的人苏：应该说，看病贵至少是一种民生艰辛的真实体会。因此，对于曾副局长的“中国看病最不贵”的论断受舆论的奚落是否可以看作是意料之中？

　　王：“中国看病最不贵”的论断，如果单纯就医生的劳动价值的比较而言，讲法还说得过去，但就作为看病的病人而言，就要看医疗费用在他们的可支配财力中的比例才可以下这个论断。300元（约43美元）相对于美国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不算高，而7元人民币检查费、药费对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就很高了。显然这个论断经不起推敲。

　　余：我倒是希望，“中国看病最不贵”的论断应该成为一个政协提案提交给全国政协，重点提出我国是在看病医治的费用总量上，跟国外比也许“最不贵”，提醒一下在做医改方案的那帮人，我们的成本是“最不贵”。政府是完全有能力同时也有责任来承担的。

　　刀：应该说，“看病贵”只是少数患了大病而没有医疗保障的弱势群体的真实体会。对于多数看得起病的人也去起哄附和“看病贵”，我会鄙视他们。

　　解医改之困关键在保证公平苏：有舆论认为曾副局长之所以认为中国看病最不贵恰恰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所享受的公费医疗使他感受不到医疗费用的昂贵。应该说，要建立起曾副局长所向往的“共助互济”医疗体制就一定必须打破现在国家干部享受了大部分医疗资源的格局。这是否就是构成中国医疗改革目前困境的根源？

　　王：关键是在建立由公共财政负担主要部分的医疗保险制度。要把人的生命价值计算到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成本中，由国家和企业把对劳动者生命的尊重通过这样的制度固定下来。

　　余：打破现在国家干部享受了大部分医疗资源的格局，这只是中国医疗改革目前困境的根源的一个方面。据统计，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人均占有量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医疗资源的80%集中在城市，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

　　因此，如何加大投入，如何重新分配，使8亿农民真正享受到良好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当前财政投入有限的条件下，是一个大难题。而最大的困境是，有钱，有保障体系，实际落实以后如何有效监督不至于回到大锅饭时代，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监督机制，甚至没有可以参考的监督机制。

　　刀：我不赞同这些网上的所谓舆论看法。曾副局长之所以认为中国看病最不贵恰恰也是因为他的身份——他长期在临床第一线工作，也经常出国，清楚知道我国看病和国外比贵不贵。与他所享受的公费医疗无关。

　　中国医疗改革目前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国家干部享受了大部分医疗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建立起曾副局长所向往的“共助互济”医疗体制就一定必须打破这种格局，让拥有既得利益者部分地让出这种利益，与大众分享。

　　据了解，新的医改方案可能将年医保财政投入界定在1000亿元。业内人士分析，这1000亿元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假如继续实行之前的“80%医疗经费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的政策，别说1000亿，就算翻几倍，也达不到全民医疗保障的作用。在医疗保障方案面前，首先要保证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