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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已来:云时代HR管理的七大趋势

    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 时间:2015-02-26
    核心提示:2014年,颠覆人力资源管理的声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直在选、用、育、留等职能构筑的大厦里自得其乐的HR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
      2014年,颠覆人力资源管理的声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直在“选、用、育、留”等职能构筑的大厦里自得其乐的HR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老板们在互联网时代的混乱中还在纠结地寻找方向,倒逼HR们也要拿效果说话,与企业一同看路,而非埋头种地;互联网世界中的一些新贵企业如Netflix、小米等标榜反常的“去人力资源管理”,并开始用辉煌的业绩嘲笑那些陈规旧习;就连传统企业中的标杆巨头海尔、华为等企业也开始不淡定,开始了自我颠覆,把过去的“标杆实践”扔到了垃圾箱,似乎还走得更轻、更快;雪上加霜的是,被HR们奉为“男神”的“世界第一咨询师”拉姆查兰博士也开始炮轰HR,写出了《是时候分拆分离资源部》的文章……
    2014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大厦被轰了好多炮。顽固派仍然会对外面的变化视而不见,不时用“小米没招聘吗?”、“没有我们,谁来发工资、办保险”、“人力资源是固本强基,哪有那么立竿见影?”来负隅顽抗。但变化却就在那里,不管你睁不睁开眼睛,人力资源管理必须“用正确的方式”变得“更加有效”。顺势者,被时代推上风口,逆势者,被时代推下悬崖。
    其实,未来已来。
    趋势一:“云组织”成为趋势,企业搭建大数据云台,一面导入用户,一面导入创客。
    在互联网时代,用户需求呈长尾分布,且无限极致、快速迭代,必须有最灵活的组织模式(organization pattern)进行匹配。于是,“扁平化”成为应有之义,企业不断地减少自己的决策层级,不断地向一线授权。当扁平化到极致(请注意是极致),企业就成为了一个平台,员工就成为了无数的创客,因为高层已经没有了调配资源的权力,而是提供平台服务,而员工则成为自主决策的个体。如此一来,创客嗅到用户的需求,再呼唤志同道合、能力匹配者共同行动,大家按需聚散,组织变得更加灵活。
    至今,已经有诸多的炫目词汇来描述这类组织形态,如无边界组织、维基工作站、分型组织、合弄制等。但你以为到这里就是组织的终极状态了?错!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创客们如何确保自己能够找到最适合的合作者?当企业有20人时,作为任何一个创客,也许都能对其他人了如指掌,从而找到合适的人共同承接来自用户的需求。但是,当企业又200人、2000人时,创客们还能够及时选出他们的合作者吗?
    第二,创客们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取用户信息?诚然,创客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获取用户对于某类产品的吐槽,寻找到商业机会,甚至社群先行,找到粉丝再发展用户,但是,这些都是游击战的做法。企业有没有一个与用户“交互”的“社交界面”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以上两个问题决定了企业需要一个数据平台,还应该是一个大数据平台,也即“云台(或云端)”。其实,大数据的最大特点是随时在线,所有的活动都会被数据化,沉淀在平台上。有了这个平台,企业只要开放用户接口,就可以与用户交互,最大程度挖掘出需求;同时,企业只要开放创客接口,所有的优秀者都可以进入平台创业,这就形成了一个开放的人力资源体系,所有的创客“不为你所有,但为你所用。”
    这才是组织在互联网时代的终极状态。组织内的人力资源高度共享、随需调用、基于大数据……这不就是云的特征吗?所以,我把这类组织称为“云组织”,因为,只有“云”才能描述出这类组织人力资源使用的超高效率。2011年,我就提出了这个概念,但在当时,很少有人听得懂。还好,云已经成为社会组合资源的范式,云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还好,阿里、海尔、苏宁、携程等企业都开始做云台了……我可以把话放到这里,这是大型企业组织转型的必然选择,没有“之一”。
    趋势二:内部市场化驱动“经营型创客”,激励下沉到个体单元,人人都是CEO。
    “经营型创客(entrepreneur)”即是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对于创客的定义——具有创业精神的人。如何能够让这类创客随需调用?内部市场化模式是最直接的办法。
    一旦将激励下沉,将员工变成经营型创客,每个人都经营者一家名字叫自己的公司,人人都是CEO,每个人的钱都是自己挣出来的。
    让我来描述一下这种模式是如何运作的。当一个创客发现了用户需求,而他自己显然无法满足,此时,他就可以作为发起创客找来适合的合伙人成立一个公司(也许是企业平台上的模拟公司),建立“合伙人关系”。这个公司也能够迅速找到其他的内部供应商,建立“外包关系”。这样一来,所有的资源都随需求被迅速调动,连接成一条高效的价值链。无论是“合伙人关系”,还是“外包关系”,都是以“金钱”作为载体的强激励,都是没有衰减的,链条上的所有节点上的创客,都是在“为自己打工”。
    在这个方向上实践的企业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海尔,他们是彻底的内部市场化改造。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创客都必须要找自己的用户,找不到用户就证明这个部门或创客没有价值,就会被企业淘汰掉。
    对于内部市场化,有两个典型的误区:
    其一是全员持股。这是一种最无效的治理模式,股权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在员工当中。这样就能让员工把企业当成自己的?显然不能。对于员工来说,其只是在工资中多了一个名为“股权激励”的奖金部分(当然,股权出售还有一次获利)。真正有效的治理模式,资源价值、调动资源的权力和获利一定要三点一线。但全员持有公司的股票后,单个员工没有办法决定公司业绩,即使他个人决定了公司业绩,也没有办法获得公平的回报,经济学中的“卸责”现象肯定会出现。所以,持股的对象一定不能是公司的股权,而是创客们自己的业务的股权。换句话说,一定要将激励下沉!
    其二是前段时间很火的阿米巴模式。但阿米巴之间不是用货币进行交易,而是用虚拟的货币信号——单位时间价值。但阿米巴的一个问题是并没有将激励下沉到员工的单元,部门(阿米巴)经营的业绩也不会为员工带来经济的收益,稻盛和夫强调阿米巴是为了打造一场“激动人心的经营游戏”。所以,严格意义上说,阿米巴也不是内部市场化。
    趋势三:人力资产投资驱动“情怀型创客”,投资下沉到个体单元,人人要“点赞”。
    说到上一个趋势,有人可能会用华为全员持股和稻盛和夫阿米巴的辉煌业绩来反驳,但请冷静分析,他们的激励并不是主要来自“金钱”,而是“情怀”,这是另外一种玩法。
    “情怀型创客(maker)”回归了安德森对于“创客”的定义,即指不以赢利为目标,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这类创客为何会愿意被随需调用?是为了获得他人的“点赞”!这就是情怀,最习惯的表达就是“我就是想把事情做好”、“我就是想玩得酷一点”。“点赞”代表他人的认可,这其实是一种人力资产的增值,创客们收集“点赞”,实际上是在提高别人对自己的估值。
    估值提高后,人力资产的增值可以通过两种渠道来变现:有的人不追求金钱,只追求那种振臂一呼,万人回应的感觉,这是一种变现;有的人回归现实,依然希望自己的增值能够转化为金钱收益,最典型的就是变现为更高的职位、更多的收入,这也是一种变现。无论是哪种人,他们对于人力资产增值的追求都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才会提前投入,甚至看似不计回报地被“随需调用”。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当下人力资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明星人才创造的价值可能顶的上一百个平庸的人。尤其在互联网公的商业世界中,人力资本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强势的创始人在多轮融资中占股甚至会越来越多,因为投资者需要他对企业“上心”。乔布斯用极端的表达来描述自己的观点“人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傻子”。雷军说要用80%的时间来找人,有用的人一个顶十个。所以,有一种观点开始提倡企业要进行“人才管理(Talent Management)”和“人力资产投资”,但这种说法又进入了另一个误区。
    人才不是管理出来的,人力资产的增值不应该是依靠企业的投入,而是应该依靠员工的投入,投资主体有本质的不同。现在企业都开始走向平台化,换句话说,其人力资源体系是开放的,员工的“在册”没有意义,想走明天就可以走。所以,是员工而非企业拥有自己的人力资产,也就是说,这部分资产的增值不转化为收入和利润,对于企业是没有意义的。正是基于这点,员工应该自己对自己的人力资产增值负责,企业应该搭建好平台,方便优质人力资源流入,并提供人力资产增值的机会,也就是让员工有机会去“折腾”。
    华为其实也是云组织的践行者,只不过,他们背后的动力机制正是这种人力资产投资。华为早在1998年就通过IPD(集成产品开发)项目,用PDT来随需组建项目团队,给员工无边界活动的空间。2009年,任正非在华为的销服体系大会上更提出“让一线直接呼唤炮火”,要打响“班长的战争”,进一步向一线授权。如此大的动作,他们的员工为何能动得起来?华为提倡“以奋斗者为本”,提倡“不让雷锋吃亏”,说简单点,所有的员工都能在华为的平台上“折腾”,所有“折腾”的结果都有记录,一旦“折腾”出来了,就会获得公平的回报(晋升、提薪等)。
    当前,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错误理解是,过于突出“90后”那种“不为名利,只想把事情做得更酷”的特质。其实,无论是“90前”还是“90后”,不问回报去做事的理由都是这类“情怀型创客”需要“点赞”来增值人力资产。关键是,“点赞”一定要被可视化,使得人力资产的增值一目了然。如此一来,变现就自然而然,无论你要的是不是钱,创客们就有了投资的动力。其实,情怀也是为自己!
    趋势四:培训从“培养人”走向“制造交互场”和“打造知识云”,传统“教-学”逻辑被颠覆,创客们随时链接云端,随时获得支持。
    其实,当云组织形成,创客们随需调用后,员工的能力短板已经不是问题。道理很简单,当所有人都可以随需调用时,一个员工面对一个任务,其身后有云端的支持。我自己不行,我可以找人来合作。罗永浩不是做手机的,他们只有解读用户需求的社交界面,但他可以找到一群人来一起合作,可以找外包商一起合作。所以,原来认为“短板决定容量”的木桶法则已经过时了,现在是新木桶法则,即每个人拿出自己的长板,做一个大桶。所以,创客们不应该想象如何去补强短板,而应该想到如何去做强长板。在这个极度互联的世界,不要怕找不到人和你一起玩,前面说了,有的人是为钱,有的人是为了点赞,都会来。
    其实,化身为创客的员工们也许要知识的补给,这使他们更有可能创业成功,也从整体上提高了平台的资源整合效率。但他们却开始质疑传统的教学模式,越来越抱怨培训的内容无法随时迭代,越来越反感从课堂上获取知识,越来越无法将学到的东西落地为实践……这个时候,员工更希望有一个“知识云端”,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中随时按需调用知识,拿来能用,用了能好!
    2014年,我与日本顶级知识管理大师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有过一次对话,我提到他的“知识螺旋上升模型”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好像越来越有解释力了,老人家当然也很高兴。其实,他的理论和我提到的构筑“知识云”的玩法是高度一致的。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外化,即是向云端上传知识的过程,员工(或团队、组织)将自己作为信息导入的终端,将自己掌握的信息上传到云端;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组合化,即是在云端上整合、处理、优化知识,形成一个系统;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内化,即是要员工从云端上下载知识,并且吸收。
    我在提出“知识云”的概念时,似乎把培训推入了尴尬境地,一些企业大学的校长感受到了寒冬。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这个时代他们有更大的舞台:
    一是“制造交互场”。“场(Ba)”是野中郁次郎教授提出的概念,这来源于日本的一个哲学词汇,既是指物理的场所,如办公室、会议室等,又是指虚拟的场所,如电子邮件、线上论坛等,总结起来即“知识共享、创造和利用的环境”。他认为,组织内的知识是通过几种不同的“场”来传播,这些不同的“场”是知识能否实现有效传递、整合、优化的基础。企业剧场、私董会、管理工作坊等形式的培训如此活跃,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传递知识本身,而是在制造出“场”来加速知识的传递,让参与的学员相互为师,自己找出需要的知识,当然,优质的模式还会把生成的知识上传到云端。
    二是“打造知识云”。商业环境迭代,今天的知识,明天就可能过时。某种程度上说,应该将创客的“左脑外置”,并连接上企业的“知识云”。这种玩法中,创客只是企业的终端,只需要拥有和云端的“连接权”,就能无比强大。此时,培训工作就应该做好云端的知识构架,设计云端的迭代机制,使新知识能够快速上传、更新。当然了,这朵云与云组织并不是割裂的,知识云就在云组织所在的云台上,是创客们在各类活动后以数据和信息形式沉淀下来的知识。这类知识的补给,本质上还是来自于“其他员工”,只不过,相对于呼唤合作者参与的模式,更像是呼唤了合作者的知识。
    我辅导过的一个咨询类企业,由于面对复杂的客户需求,内部组织能力不足的缺陷开始显现,尚未成长到一定水平的咨询师缺乏支持公司后台支持,在客户端无所适从。我根据这一情况,为他们设计了“知识云”,在云端搭建了一个结构化的知识库,使该企业所有的知识存量都被聚集、分拆到每个模块,方便被不同的咨询需求调用(通过路径查找和关键词查找)。例如,在一个运输行业的绩效管理咨询项目中的KPI设计阶段,咨询师可以轻松地查找到参考的绩效指标(来自公司以前项目沉淀、公开资料搜索、其他行业数据库),甚至还能直接联系上公司内贡献这些知识的“大拿”进行求助。这样的“云模式”,使得该公司在组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能够调动所有的精干力量应对客户需求,前端的咨询师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前台”,身后是“后台”巨大的支持,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趋势五:人力资源管理全面数据化,人力资源效能提升成为第一目标。
    前面的各大趋势都离不开数据。缺乏数据,无法勾勒出云组织运作的状态,并适时施加以影响。HR们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是固本强基,是润物细无声的说法将被鄙视,不能被量化的效果都是耍流氓。所以,人力资源效能从2012年就被反复提及,有人认为这是回归泰勒,是一种管理的倒退,因为数据无法显示人力资源管理复杂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不能被数据化的?
    人力资源效能管理即人力资源投入产出的一系列算法(指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人力资源效能干预工具。形象地说,这是一种“管理前倾”,即干预到业务部门的直接管理和业务过程中。这对于一些重点业务领域是有必要的。在这个方向上,HR们应该掌握更多的业务数据,这成为他们直接干预组织模式的基础,简单地说,人以何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效率。所以,我曾提到过的人力资源效能的三把钥匙——流程再造、排班优化和组织再造,都是针对组织模式来进行改造的,也能够有效地干预到人力资源效能。但遗憾的是,HR们因为缺乏发数据,却遗忘了这些有效的钥匙。
    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源效能监测体系。形象地说,这是一种“管理后置”,即只管控结果,不干预过程。这对于一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插不进业务部门的大型集团类企业尤其适用。国外的学者已经开发除了人力资源会计、萨拉托加系统、IIP、人力资源积分卡、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等工具。但在实践中,我开发的“人力资源效能仪表盘(HR EffectivenessInstrument Panel, HEIP)”似乎是一个更加轻巧的选择。
    这种玩法的关键是要画出一幅人力资源战略地图。人力资源管理产出效能的过程缺乏一个类似财务的标准。在财务管理上,你可以用杜邦分析等工具来分析各个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这是有地图的,但对于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有些指标之间的关系是不存在的,这是权变的,是没地图的。例如,在服务类企业,一个典型的共识是“员工满意度产生顾客满意度”,但当你分析很多服务企业的数据就会发现,较低的顾客满意度并不是由于较低的员工满意度导致的。
    在人力资源效能仪表盘中确定了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运行、队伍和组织模式(两部分处于同一层级并相互作用)、效能三个层级的逐级作用框架,但在这三个层级中,究竟是什么影响什么,那就需要进行具体分析。通常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一层级的若干指标用箭头指引向下一层级的某个指标,这代表一种因果关系的假设,但这些箭头中,只有一部分是成立的,我们需要用逻辑、用数据来判断分析、验证。另外,为了显化某些层级上的某些状态,我们还需要设计一些独特的指标算法,例如,我为某企业设计的人力资源效能指标体系中,就包括了人才储备率、人才沉积率(有效成长率)、人才活力曲线值等独特的算法。
    大量的分析之后,若干的箭头被去掉,人力资源效能产生的若干路径开始清晰(你甚至需要衡量不同路径对于效能的贡献,放弃一些不那么关键的路径)。我们在此路径上提取指标,为指标设定目标,并制定人力资源效能结果的运用方式(与人工成本等资源分配、部门领导绩效考核联动,用以约束业务单元),就能够形成一套人力资源效能监测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HR们切勿在这一过程中陷入自说自话,战略地图必须是老板参与制定并认可的,这是HR与老板们沟通的桥梁。另外,最后的效能监测体系可能很复杂,但在老板眼中一定需要收敛为几个他最关注的指标!
    趋势六:“中国式管理”黯然离场,海底捞等企业迎来最大挑战。
    2014年,海底捞、胖东来等一度被热炒的幸福企业都开始有人质疑,这引发了一轮的拷问——中国式管理究竟是不是长久之道?
    海底捞等企业的管理逻辑其实都是通过强力的激励建立员工对于老板的信任,而后再以强力的“行为模板”式的控制来牵引行动,最后通过这些行动产生超出用户预期的服务,并获得高额收益,而获得的收益可以又投入到激励中。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由于这些管理模式都有强烈的中国儒家文化特征,因此被不少人称为“中国式管理”。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儒家文化的背景中寻找这种管理模式的根源,几个善良的企业家用自己的父爱主义情节为员工构筑了一个家,照顾所有的成员,而家里的人基于对家长的权威的认同,全情投入为家奉献,于是,整个家庭欣欣向荣、和和美美。什么是父爱主义情节,就是“我告诉你做什么,做了肯定是为你好”,表现在管理上,就是强力的过程控制,例如,德胜洋楼有一系列的员工行为的雕琢方法,他们的部门设置翻译过来就是一套公检法,看似有点非人性化,但是员工服气,也确实得到了实惠。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提到过这种企业的传承问题(创始人退隐后的接班)和做大后的价值观复制问题是其短板,但我一直很欣赏这几家企业。但最近,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忧虑是,这种管理模式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会不会过时?互联网时代,用户需求极度个性化,需要每个员工都变成决策中心,感知市场的变化,快速做出反应。但这类“中国式管理”却是将员工变成组织的零件,组织是个科层,决策的中心依然在顶层,难道不会反应迟钝吗?企业在走向平台化这一过程中,如任正非、张瑞敏一样的强势老板也开始收敛自己的“父爱主义情结”,转而强化自己的一种“平台领导力”,让员工成为创客(决策的主角)。他们的业绩也证明了,这才是正途。
    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式管理”也许在一段时间内是一种正确的管理逻辑,但随着世界“越来越平”,这种管理逻辑也许需要融入主流。其实,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文化融合的趋势。如果管理对象所处的文化环境都趋同了,那么管理模式也会趋同。
    趋势七:HR开始涅盘重生,要么上天,要么入地!
    人力资源管理界的泰斗尤里奇在《HRchampions》一书中提出了人力资源部的四角色模型,从“战略-操作”和“制度-人”两个维度划分了人力资源部应该充当的战略合作者、变革推动者、管理专家和员工支持者四个角色。这在一段时间内为HR们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有意思的是,这个舞台尚未被HR们充分利用,就开始在商业逻辑的变化中出现了漂移。在尤里奇原有的两个维度上,战略导向已经大大压倒了操作导向,以制度为导向已经大大压倒了以人为导向。如今,人力资源部和HR的职能应该是“要么上天,要么入地”。“上天”指走向设计企业平台游戏规则和操盘整体绩效;“入地”指贴近团队和个人,提供绩效提升的辅助咨询、教练服务。是的,当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HR们的工作应该有所不同。调薪、下文件、办社保、讲课、和员工谈心……让这些工作见鬼去吧!
    云时代,HR的职能应该用新四角色模型来描述。这一模型依然是从两个维度划分出四个角色:一个维度是介入层面是宏观还是微观,即是关系整个组织,还是关系局部。另一个维度是介入的方式是干预还是不干预,即是维护内部市场的自然力量,还是主动塑造市场的格局。
    HR新四角色模型
    维护市场秩序——守夜人政府。当开始平台化,人力资源部应转型为“小政府”,以“守夜人”的身份维护企业内部市场秩序。HR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违规行为的处罚者,他们应该知道只要市场秩序是好的,市场对于资源(人力资源、激励资源、培养资源等)的配置就一定会保持高效率。
    组织能力打造——全能政府。企业平台化后,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调配仍然会出现“失灵”,例如,耗竭性地使用人力资源,造成员工“工作-生活”失去平衡。这类行为在短期内是符合市场规则的,但从长期来说,却不利于打造组织能力。此时,人力资源部就应该变身为“全能政府”,对于员工的市场行为进行干预,例如,限制员工的过度经营行为,规定一个时间段内的经营额度的上限。总之,人力资源部应该高度关注组织能力和人力资源效能的目标,以终为始逆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自由市场进行有效干预,平衡员工作为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和组织的长期利益。
    基础平台建设——平台建设者。除了从组织能力建设的角度出发干预市场之外,人力资源部应该直接进行云台建设,这实际上是在打造资源云端(激励资源和支持资源)。平台上,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和人力资源部的宏观调控行为都不会导致基础设施自动产生。这些投入将搭好平台,大大提高人力资源的产出。例如,酒店行业的巨头华住集团为了打造强力的人才供应链,搭建了一个可以同时供5-6万人使用的在线学习平台,将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标准操作程序)都变成视频,方便在线学习,大大降低了培训成本。又如,我辅导的一个企业为了形成丰富的激励,打造了激励池,纳入了诸多如就餐卷、电影票、带薪旅行、领导会面等激励资源,这大大提高了激励的感知,使员工感觉企业的关怀无所不至。
    专业咨询服务——咨询专家。当企业平台化后,创造价值是从一线发起,倒推到职能部门,每一个环节都要确保创造了价值,才能获得来自价值链下游的支付。在这种关系中,人力资源部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内包服务商,只能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获得业务部门的认可。所以,HR们不妨把自己当作咨询师,这是推动组织转型的有效渠道,也会使自己凭借专业能力赢得业务部门的尊重。
    需要提醒HR们的是,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不一定由人力资源部来完成,而是依然遵循互联网时代的“分布式”规律,由各类部门,甚至由员工自己联合完成。未来,如果你看到绩效管理由财务部来完成,一定不要奇怪。这种局面会为HR们的工作带来诸多的竞争者,但也给了HR们介入其他专业的机会。其实,当海尔做“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改革时,你能说清楚这是商业模式还是人力资源?都是!未来,管理将由专业化分工时代,进入合工时代,一切的专业都是切入商业模式设计的入口。人力资源管理者未来将不止是战略合作者,更是商业模式设计师。
    2014年,我和拉姆查兰博士有过一次长谈,当时的他因为那篇分拆人力资源部的文章而被保守派们攻击,提起此事颇为不快。他坚持自己对HR们的抱怨,他说,老板们的需求在那里,HR们不做,其他人就会做。的确,在这个组织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多HR们的表现乏善可陈,老板们不得不代劳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工作(只不过被冠以更高大上的组织转型之名)。对于HR群体来说,这不是个好信号,不能理解云时代,才会永远用选用育留的陈词滥调去回应质疑。当然,查兰最后也充满希望地预言HR们的工作会“无比重要(Fantastic Amazing)”。我相信他的预言,我身边的不少HRD朋友已经开始推动了变革,他们应该看得到那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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