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标签化”的高职生不应受到歧视

抛开社会已有的成见，这位青少年研究领域的专家希望为260多名高职院校政工宣传干部还原一个真实的高职学生的形象。

陆士桢曾近距离观察过当下社会变迁中的高职学生，她觉得，“用一句话或者一个特征来描述一个群体很难”。了解后，她发现，这个被贴上了诸如“学习差”、“不靠谱”、“习惯差”的群体其实发展日趋个性多样，且表现出的形态也各异。

比如，这个群体和大部分青年一样，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单一，专业选择缺乏理性，“真正因为热爱去选择专业的人有，但是相当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盲目的”。因此，陆士桢得出结论，这种状况下“高职学生的心理相对比较脆弱”。

脆弱的不仅是心理。陆士桢指出，高职学生大多学习自觉性较差，动力不足。往往，很多职业教育从业者会采取更加“霹雳”的手段来“纠正”这些“毛病”，但陆士桢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帮助高职学生找到自我，“帮他们从世俗的社会评价模式当中真正解脱出来，找准自己，找到自己”。她说，只有高职学生自己想透了“我的人生我做主”，自己走自己的路，不为了别人穿“高跟鞋”，才能真正萌发学习发展的动力。

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高职学生和社会之间的互动频繁、尖锐，比较容易受到社会文化潮流的影响。她发现，高职学生比一般的大学生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原因很简单，“不管是实习还是其他方面，高职学生和社会接触的都更多”。

也因此，这位已退休的高校管理者希望如今职业院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能去尝试理解高职学生，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这些学生面临着多种诱惑和压力，这点我们必须明白。跟我们比，这一代人其实活得艰难得多。”叹口气，陆士桢说。

当然，在道德层面，高职学生也呈现出某些新特点，这也和这一代青年相同。陆士桢打了个比方，一个高职学生从医院门口过，医院说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他兜里面有3元，他随手放到捐款箱了，“这个行为可能不那么高尚，但是有一个特点是纯自觉，他既没有打算受老师表扬，更没有打算上报纸。事实上也没有人强迫他，那么他的唯一动机就是他心里真的觉得这个小孩挺可怜的”。

陆士桢也就此向职业院校领导建议，摒弃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她说，那些过度重视传递价值，整天给人讲革命道德，又或是重视行为习惯养成的话，其实效果并不好。

相反，“其实情感的体验和启迪对今天的高职学生来讲特别重要，你让他们试着做，比如说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这些行为带来的情感体验远比你给他们讲这些更好”。

解读之外，陆士桢向所有教育从业者发问，“对教育的要求，咱们国家说的是人民满意，那到底要如何理解人民满意呢？”

“孩子上一个好学校，将来有一个好工作，这叫人民满意吗？”她提高嗓门自问自答：“这不是真正的人民满意。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人，所以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

陆士桢希望职业教育从业者能牢记这句话，也借此扭转自己的固有观念，“职业教育不是追逐所谓世俗的成功，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同样是立德树人，其实这也是家长内在的根本需求，所以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让每一个高职学生能在这个社会上真正的安身立命”。

她也向与会代表强调，要把对高职学生单纯的被动教育转化为科学成长发展的辅导，把高职学生变为发展的主体。

换句话说，即“不是学校要把高职学生塑造成什么人，而是学校推动学生发展，发展的目标不是对社会作什么贡献而是满足自己的需求”。

如何保证这个需求不“跑偏”？陆士桢的建议是，抓好党建，相信理性的价值观具有对高职学生的影响力。同时，必须改革政治理论课，以高职学生的发展为主线；重视专业发展教育，以多种形式激发学习自觉性；构建心理危机渠道和就业资助体系；加强网络虚拟载体建设；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强化社会性；搞开放式教育，重视道德辨析，讨论高职学生身边的社会价值问题；建构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将其活化为对学生的德育工作；建立完善学生工作的社会动员机制，资源的整合机制，项目化运作、社会化发展机制。

此外，陆士桢向职教界人士推荐了成长小组学习模式。用香港人的话说，这个模式就是“分享成长的快乐与痛苦”，陆士桢希望通过这个模式，让高职学生学会倾诉和倾听。

在陆士桢心中，“被标签化”的高职学生不应受到歧视，这一代青年都是社会活力的源泉和基础，所以，职业院校别光顾着就业率、升学率，也该好好思索怎么样让高职学生真正地“活”起来。